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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能否为鉴

时间:2022-07-14 08:05:02 来源:网友投稿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能否为鉴,供大家参考。

历史能否为鉴

 

 历史能否为鉴 邓曦泽 吾国重史, 典籍浩瀚。

 为何重史呢?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史记· 太史公自序》)。

 究际通变又是为何呢? “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诗· 大雅· 荡》), 故“前事之不忘, 后事之师”( 《战国策· 赵一》)。

 唐太宗李世民则说:

 “以古为鉴, 可以知兴替”( 《新唐书· 魏徵传》)。

 一言蔽之, 述古重史, 稽考成败得失, 乃是为了知今知来, 以期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旨归。

 但我疑惑得紧:

 如果历史可以为鉴, 虽说也许不能防范新问题之产生, 但至少应该解决了不少老问题吧?

 孟子说:

 “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有作, 臣弒其君者有之, 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 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 滕文公下》)。

 孔子作《春秋》, 就是要寓褒贬于事, 劝谏世人与后人, “彰善瘅恶, 树之风声”( 《尚书· 毕命》)。

 可是, 乱臣贼子真的因读《春秋》 而惧吗? 未必。

 后世臣弑君者, 子弑父者, 何曾断绝?

 王亚南说:

 “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 但从另一视野去看, 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第 11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亚南的说法也许有点偏颇, 但哪个朝代的后期不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 贪赃枉法, 鱼肉百姓?

 张官设吏究际为了什么? 其目的昭然如白, 就是正德利用厚生、 为

 人民服务。

 这个道理, 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也明白, 他在其《责臣罪己》中说:“如张官设吏, 原为治国安民。” 但是, 违背初衷的官吏又何其之多。

 对此, 崇祯也不是不知道, 并尖锐地指出:

 “今出仕专为身谋, 居官有同贸易。

 催钱粮先比火耗, 完正额又欲羡余。

 甚至已经蠲免, 悖旨私征。

 才议缮修, 乘机自润。

 或召买不给价值, 或驿递诡名轿抬, 或差派则卖富殃贫, 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 谁能安枕? ”( 《明季北略》 卷十三)

 崇祯知道官吏、 政府应该干什么, 甚至他也承认了, 如果官吏、 政府不履行正德利用厚生之承诺, 百姓就造反有理( “嗟此小民, 谁能安枕”)。

 当官要为民做主, 这个道理很简单, 每一个官吏、 每一个政权都口口声声说要警惕前车之辙, 并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

 但是,履践承诺行动在哪里呢? 看看崇祯朝, 官风、 政风何曾因声泪俱下的 《责臣罪己》 而稍有好转? 明王朝宁愿让李自成把财宝运往西安, 也不愿意拿出来招兵买马, 击败敌人。

 口惠而实不至的明王朝, 无论它如何呼天抢地, 也无可奈何地被雨打风吹去。

 后人呢, 不断以史为鉴, 不断回顾甲申朝事, 祭了甲申三百年, 又祭甲申六甲子。

 但香烟袅袅的庙堂之外,可因此而多了半分清廉?

  是故, 以史为鉴绝不是表现在满嘴的仁义道德, 轻诺寡信, 而是 “动而行之”( 《老子· 四十一章》)。“道, 行之而成”( 《庄子· 齐物论》),而非诺之而成。

 致天下之治在人才, 古人深明人才之极端重要, 天下最贵才为贵。

 历史上诚有伊尹遇汤、 太公遇文王、 管仲遇齐桓之美谈, 也有选贤举能之倡导, 也有曹操的“明扬仄陋, 唯才是举” 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魄,更有征辟察举制特别是科举制的设立与执行, 吾国因此江山代有才人出。

 但是, 又哪朝哪代不是有无数英雄无用武之地, 心在天山, 身老沧州? 其实, 若非大量庸人、 小人、 恶人充斥高高庙堂、 俨俨学府, 一个王朝怎么可能衰败覆灭呢(一个集体也是这样)

 ? “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 《尚书· 大禹谟》), 乃祸乱之关键; 唯才是举, 君子在位, 乃兴盛之关键。

 这本是常识, 但是, 最寻常的道理也经常被漠视。

 人才被埋没, 有时是因为用人者有眼无珠, 人才未被发现, 但也有许多时候不是用人者不识才, 而是他明知人才, 偏偏弃之不用。

 若一种人才具平庸但性情驯顺(或奴性较重), 另一种人才具丰美但性情狂直,用人者会起用哪种人呢? 也许常常是前者。

 真正的伯乐是很难的!

 为何如此呢? 这需明白何谓人才。

 大凡配称人才者(钻营者不在此列), 一般都具有改变现存秩序(即变革)

 的能力、 志向与胆识(尤其是能力)。

 对现存秩序的每一改变,包括打破旧有的权力体系、 利益体系、 生产体系, 打破旧有的学术方法、观念, 不管是否直接改变利益分配秩序, 最终都必然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利益格局的改变几乎必定伤及某些人的利益, 因此, 任何变革都必然损害某些人的切身利益。

 并且, 一个好的变革是促使利益分配更公正的变革, 它必然损害某些不义利益获得者的不义之利(即特殊利益)。

 所以, 如果特殊利益者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 就一定会打压变革者, 打压

 人才。

 而特殊利益者的力量常常很强大, 他们大多都是统治集团的人,都是权势者或在位者, 并常常满嘴仁义道德, 道貌岸然, 以“正统” 的身份、 面貌行于世, 能够以法杀人、 以力杀人和以理杀人。

 所以, 他们打压人才的力量也很强大, 若受变革之害, 则努力反击变革者。

 所以,在小人在位的时代, 人才常受打压, 过着“风刀霜剑严相逼” 的日子,就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了。

 以学术变革看, 一种学术方法就是一种学术生产方式, 同时也是一种利益生产、 分配方式。

 改变现存学术生产方式, 就必定改变现存利益分配方式, 影响到某些人的切身利益。

 而那些依靠现存的陈旧的学术生产方式谋稻粮、 成名流、 当大师的人, 有可能已经没有能力掌握新的生产方式, 有可能不愿意掌握新的生产方式, 因此, 当新的学术生产方式将要削弱其利益时, 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学术、 为了人类的福祉而放弃部分或全部特殊利益, 于是打压人才, 阻碍学术发展。

 看看, 打压哥白尼、 加利略的都是些什么人? 那些教会的人大多都是当时的正统人士、 正人君子, 当然也是权势者。

 看看, 在清末, 阻碍洋务、 变法的又是什么人? 许多都是清流, 既被称为正人君子, 也是当权者。

 再看看, 让商鞅五马分尸, 让吴起乱箭穿身的又是些什么人? 大多都是以前的王公贵族, 也就是正统, 当然也是特殊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因此, 我倒觉得, 阻碍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不是坏人、 不是平民, 而是当权的“正统好人”。

 清流、 教士、 王公贵族, 不都是“正统好人” 吗?平民与那些公认的坏人(如烧杀抢掠之徒)

 常常根本没有能力、 没有合

 法资格去阻碍变革。

 以史为鉴几千年, 但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这能不让人生疑:

 历史能够为鉴吗? 若不能, 历史或史籍岂非无用之废物(当然, 这里不考虑史籍的文化传承功能)

 ?

 其实, 历史并非不可为鉴。

 历史能否为鉴, 不在于历史自己。

 历史在讲故事, 讲述前人所见所闻所做, 并寓理于事, 讲述前人所悟的治乱兴废之道。

 但是, 后人愿不愿意去理解那些道理, 理解之后又愿不愿意履践那些道理, 却与历史完全无关。

 只有对于愿意为善去恶、 举直错枉、拨乱反正的人来说(不管他是否在位者), 历史才可能为鉴。

 对于肆意为恶者, 历史可能只会教会他如何更巧妙地投机取巧、 作奸犯科。

 历史能否为鉴, 正如古语有云:

 “正人行邪道, 邪道悉归正。

 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

 即便后人愿意以史为鉴, 也不是说一定要法先王, 泥古拘古。

 有些问题可以靠常识解决, 则无需翻箱倒柜, 寻找秘方。

 例如, 应该惩治腐败, 官吏不能以权乱法, 这些道理何其简单, 哪里需要引经据典呢? 可腐败为什么老是不能缓减呢? 那是因为具有惩治腐败的权力的在位者不行动。

 若不行动, 再多理论、 再多轻诺也等于零。

 为什么在位者不行动呢? 那是因为在位者可能就是腐败者, 根本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

 对于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的人, 让他读再多圣贤书也无济于事。

 因此, 对于本来就不愿意为善去恶的人, 是否需要以史为鉴、 历史能否为鉴, 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有些问题, 我们一时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 这才有必要向古人以及向外国人询问。

 若古代、 外国有良策, 则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若无, 则还得回过头来, 面对问题本身, 自力更生。

 历史能否为鉴, 不在于史, 而在于活人, 在于活人能否反求诸己、实事求是、 面对问题、 动而行之。

 这个道理之简单, 诚如老子所言:“吾言甚易知, 甚易行”, 履践这个道理之艰难, 亦诚如老子所言: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老子》 七十章)。

 此以《忆秦娥· 史鉴》 作结, 感叹历史的蹒跚与无奈:

 恁时节,

 凛风悄掠梨花雪。

 梨花雪,

 何来春色?

 竟如秋冽。

 欲追往事知兴灭,

 本朝书写前朝血。

 前朝血,

 诸公休道,

 定然销绝。

 丁亥年三月廿二/西历 2007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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