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元讲史平话属于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史学小传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史学史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关键词：宋元讲史平话； 史学社会化； 史学小传统； 历史观念； 史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勃兴，民间“讲史”应运而生。民间说话人的“讲史”，同着眼于资治、鉴戒的正统史学大异其趣，让史学走出“庙堂”、“士林”而深植于市井巷陌，推动了史学向民间的深入。随着社会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的推广，元代在宋代基础上大规模刊印了说话人据以讲说的话本用以售卖，这些刊售的话本也被称为“平话” （1），其中的讲史平话上承唐代讲史变文，下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甚至历史题材戏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宋元平话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地位突出，是史学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史学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表现了宋元民间的历史观念，也折射出宋元民间对正统史学的态度，具有较高的史学史研究价值。
一、宋元讲史平话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正统史学是一种远离大众的“贵族”学问。先秦巫史不分，史书具有神谕性质，成为史官用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工具。孔子作《春秋》，使史学记述从神事转向人事，其后的正统史学主张资治、鉴戒，因其“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治学旨趣而成为君主与官僚士大夫的经世之学，一般社会大众不得染指其间。但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断向社会深入、在大众中普及的社会化过程。宋元讲史及作为其书面发展的平话就是社会化的史学形式，将史学从“名山”事业、载“道”之器转向商业化、娱乐性运作，从而让史学深入民间生活腠里，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意义重大，“其可靠性未必能胜过‘正史’，其影响作用则不在‘正史’之下”[1]。具体言之，宋元平话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宋元讲史平话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宋元讲史与平话发端与唐代，与唐代“市人小说”和佛教俗讲经文关系密切。唐代已经出现了说话人和话本，郭湜《高力士外传》就将“讲经，论议，转变，说话”并列。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在当时已经流行。包括讲史在内的说话作为一种职业，应当与唐代讲说历史故事的市人小说有关。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云：“予太和(827-835 )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可以想见，讲史艺人承继并发展了唐代小说艺人的事业。在唐代，一些历史故事也以佛教俗讲的形式进入民间，并以变文的形式流播，近人所编《敦煌变文集》中的《捉季布变文》、《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等即属此类，这些变文与话本关系密切，有的被认为是唐代的话本。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勃兴，唐代的民间历史讲说遂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讲史。北宋时，书籍刊印空前发展，国子监以外又出现了私人书铺；南渡后，杭州、建阳等地的私人书铺更是大为发展；元代通俗读物的刊行比两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背景下，宋元说话人据以讲说的话本被越来越多地作为通俗读物刊售。讲史平话在商业运作过程中，逐渐超越说话人底本的基础而具有自身特点。《五代史平话》就经过了刻印者的删改和“按鉴编纂”[2]，元代建安虞氏于至治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更采取了图画和文字并出的版式：全书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印图画，下面三分之二印文字，图的右上角标与下面或前后文字内容相配合的小字画题。《全相平话五种》的版式和图文都相当精美，较前代通俗读物为佳。内容活泼、印刷精美的平话大量刊行推动了史学社会化的步伐，成为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先声，《封神演义》之脱胎于《武王伐纣平话》，《三国演义》之取材于《三国志平话》，已多有学者论证。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在形式上也对宋元讲史平话有所借鉴与继承。现存宋元刊刻讲史平话七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都刻有阴文，即黑底白字的文字。阴文是说话人为自己演说方便而在话本中标出的记号，书商刊刻时未加删除。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对这种阴文进行了借鉴，讲史话本阴文中的“诗曰”形式成为明清“章回小说中每章之首有诗开头的渊源”[3]。不仅如此，包括讲史平话在内的宋元说话甚至对于后世戏曲的产生也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4]从内容上看，宋元讲史平话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换阶段。从传世文献来看，唐代的市人小说和佛教俗讲所讲说的历史故事大都以单个人物和较小事件为中心，而宋元讲史平话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诸如《三国志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表现较长历史和较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成为明清《三国演义》等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取材的先例。
第二，宋元讲史与讲史平话使史学的社会化得到空前发展。宋元之前，史学的社会化程度不高：一方面，通俗化史学作品较少，无论汉魏小说还是唐代变文，传世及见于史籍者都为数不多；另一方面，受社会经济水平和传播手段的制约，宋元以前的通俗化史学作品影响范围较小。宋元时期，讲史与讲史平话的盛况屡见于时人笔记小说与诗词，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社会影响都远胜前代。
其一，宋元讲史与讲史平话作品数量众多。鲁迅先生说：“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5]126流传至今的宋元讲史平话主要有《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老冯唐直谏汉武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薛仁贵征辽事略》、《大宋宣和遗事》等多种，见于史籍但已散佚的讲史平话就更是蔚为大观。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乐毅图齐春秋平话后集》、《吕后斩韩信前汉书平话续集》的题名本身就说明虞氏刊刻的系列平话至少散佚了两种。[6]宋元笔记小说及诗词提及的散佚讲史平话也有不少，如《梦粱录》、《醉翁谈录》等宋元笔记提及的讲史名目就有“商周列国”、“孙庞斗智”、“刘项争雄”、“汉书”、“中兴名将传”等，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七《木兰花慢》“赠歌妓”也提到“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戏”。《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十六更收有平话二十六卷。
其二，宋元时期，从事讲史表演与创作的艺人数量众多。宋元讲史者群体规模庞大，主要由贫寒文人和民间艺人构成。仅《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所载北宋时著名的讲史艺人就有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霍四究、尹常卖等；南宋时，民间讲史艺人群体的规模应当更大，仅《武林旧事》就列出了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陈进士等二十三人。宋元之际的讲史艺人中还不乏女性，更说明当时讲史的兴盛普及。《梦粱录》记载的著名艺人中就有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女性。元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六有赠给女讲史艺人高秀英的《鹧鸪天》词。元末杨维桢的《送朱女士演史序》也记载了“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的女性讲史艺人朱桂英，并称宋高宗传位孝宗后，“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其中“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讲史艺人们不仅从事表演，其中应当也有一部分从事创作，将史书改编加工成通俗故事以供演说，而其据以演说的话本也就逐渐成了被刊刻售卖的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