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周总理1973年亲自领导和指挥甘肃的救灾工作，距今已经37年了，它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其辉煌璀璨的光芒！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至今还在念念不忘这件事。我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救灾工作，宋平同志指示我把周总理这段光辉业绩写出来，广为宣传，发扬光大，教育后人，启示未来。现在，我遵照同志的指示，根据我过去起草《宋平同志在甘肃工作大事记（草稿）》时所保存的有关资料和我个人的忆，特将周总理1973领导与指挥甘肃救灾工作的情况记事如下。
关键词：甘肃；抗灾救灾；工作记事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149—05
一、果断决策。及时派中央工作组强力救援
早在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到甘肃视察工作，对发展农业、抗旱救灾、治理黄河等事关甘肃人民福祉的大事给予极大的关注。1972、1973年，甘肃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1973年，灾情非常严重，这是甘肃连续几年受灾的继续与发展，受灾面积、受灾人口与灾害的严重程度是几十年来所罕见的，而且还有洪涝灾害、雹灾、风灾、冻灾、虫灾等各种灾害交织侵袭。甘肃省1973年粮田播种面积4133万亩，受灾面积2 630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63.6%。其中旱灾1 650万亩，洪灾126万亩，雹灾391万亩，冻灾192万亩，虫灾59万亩，其他灾害212万亩。成灾面积2 283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5.2%。其中受灾八成以上的599万亩，绝收的323万亩。全省农业人口1438万人（不包括3个牧区县、旗），受灾人口8037441人，占总农业人口的55.9%。受灾的生产队42059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52.1%。
1973年全省粮食总产78亿斤，比1972年的85.61亿斤，减产7.60亿斤。减产严重的主要是定西、天水、平凉、庆阳4个地区。这4个地区1973年粮食总产33.78亿斤，比1972年的43.79亿斤减产10.01亿斤，减产23%。全省口粮分配在280斤以下的有27个县，共有农业人口614万人，占总农业人口1 438万人的42.7%。全省绝收或基本绝收的生产队共有人口160多万个，分配口粮只有几斤、几十斤，从上年秋收以后就已陆续开始由国家供应口粮。定西、天水、平凉、庆阳4个地区共有生产队4.73万个，平均口粮在292斤以下的3.26万个，占总队数的69%。这4个地区共有33个县，全县平均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4个县，农业人口358.4万人，占4个地区总农业人口815万人的44%。这是甘肃近年来发生的一次特大自然灾害。（参看1973年中央工作组《关于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8个县群众生活和当前生产问题的报告》和1974年商业部、财政部《关于在甘肃了解灾区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
宋平同志于1972年7月经中央批准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他上任后立即赴陇东和中部地区进行调查。调查事实证明，这里的灾情比省委预料的要严重得多。特别是中部干旱地区1971、1972两年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农民的积极性遭到极大的挫伤。许多地方颗粒不收，水窖枯竭，救灾无门，群众缺吃、缺穿、缺水、缺柴，不少人家无隔日之粮，无可饮之水，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然而，饱受艰苦生活磨炼的甘肃人民，有支撑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抗击自然灾害的经验，站稳脚跟，挺起脊梁，自力更生，寻找自己得以延续生存的活路。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天兰、兰新铁路有成千上万的人挤上火车，到新疆、陕西、河南打工，背粮和讨饭；通渭、陇西、定西、会宁、渭源等县的部分乡村，80%的农民离乡背井，寻找生活出路。在这种情况下，群众都担心如果再不设法解决，就会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境地。
在1973年5月20—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26日，周总理来到西北组会场听取讨论。宋平同志抓住时机，如实地、实事求是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周总理听到甘肃省中部地区群众生活、生产困难的情景后非常重视，他在5月29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甘肃的情况，他心情沉重地说：“我听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很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甘肃人民生活还这样困难，很令人痛心，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甘肃人民。”他还说：“我们一定要帮助那里的人民，把那里的穷困面貌改变过来，争取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尽快把甘肃的农业搞上去。”会后，他立即派14个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80多人的强大工作组，由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和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利部副部长王英先带队，星夜驰赴兰州，于从这年6月18日至8月20日，同省上派出的大批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甘肃省中部地区18个干旱县和陇东、临夏地区，对群众的生活、生产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旱救灾工作。为了做好接待工作，省委研究决定，由宋平和省委常委茅林、申效曾三位同志组成接待组。宋平同志任组长。然后兵分三路，分赴定西、临夏、陇东进行调查与救灾工作。
宋平陪同罗玉川赴因干旱、困难出了名的定西地区。当时，省上各部委办厅局都抽人和中央工作组一起抗旱救灾，从省轻工业厅也抽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副厅长雷祥同志任组长，叫我也参加，在宋平同志领导下的通渭做调查与救灾工作。我认识宋平同志就是从这次救灾工作开始的。当时我刚从省革委会北湾“五七”干校劳动回到轻工业厅，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定西是我在建国初参加土改工作的地方，情况比较熟悉，很愿意前往，于是就愉快地走进抗灾救灾的行列，随同雷祥在宋平领导下的通渭县开展救灾工作。
中央工作组一到定西，宋平同志就开会传达了周总理对甘肃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指示，他说：“敬爱的周总理知道甘肃受灾的情况后，非常关心甘肃灾区人民的生活，指示我们立即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并且派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和水利部、商业部副部长王英先、刘忍等三位部长，带领工作组深入灾区抗灾救灾，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王、刘两位部长已分赴平凉、临夏，罗部长带领工作组到定西。罗部长对抗击自然灾害、开展生产自救有丰富的经验，他一定能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带领我们走出困境。”
为了迅速有效地搞好抗灾救灾工作，宋平同志代表省委和定西地、县领导及省上参加工作组的同志“约法三章”，他说：“现在，我们是救灾来了，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所以我们决不能搞特殊化，不搞迎送那一套，更不能大吃大喝，在地、县住招待所，一律吃四菜一汤，下去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实话实说，不许说假话、空话；对揭不开锅的没粮户，要及时想办法解决，开展生产自救。”宋平同志待人诚挚宽容，做事谦和严谨，确实是“动必三省，言必三思”，既经决定，一定办到。由此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与爱戴。
定西地委在欢迎工作组吃饭的时候，我跟随雷祥也参加了，定西地委书记王化宇同志（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作陪。王化宇同志说：“感谢周总理的关怀，欢迎大家帮助我们做好救灾工作。我们定西是个穷地方，按照宋书记的指示，吃顿便饭，四菜一汤，菜都是定西一带产的。”可是，桌上不是四菜一汤，是两大茶盘菜、一个汤，宋平同志一看就笑了，他说：“好嘛，这是化宇同志别出心裁，大家都吃吧。”这时，他看到桌上有一瓶酒，立刻告诉王化宇：“酒不能喝，下去救灾喝什么酒？”他拿起酒瓶问王化宇：“这是山西的汾酒，是定西产的吗？”王化宇同志马上说：“按宋书记的意见办，不喝酒。”于是，叫人把酒全部收了回去。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此事虽小，但却是许多人办不到的。
在救灾工作中，宋平看到群众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深深地动了感情。当我们跟随他走进一家农民的住处时，屋内被烟熏的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屋内的土炕上没被子、没有草席，五个光着腚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围坐在土炕上，几双明亮的小眼睛扑闪扑闪地惊奇地看着我们，大的有七八岁，最小的还在母亲怀里抱着，哭闹着要吃的，可是家里已经断粮，锅里只有半锅野菜汤；另一户农民，一家五口，将家里能换钱的东西都卖掉买粮了，连屋上的房瓦也揭下卖掉了，仅这个村卖房瓦的就有七户；还有一家农民，穷得连个吃饭的碗都没有，只有一个破钢盔当饭碗，树枝当筷子，谁看了都会心酸流泪！……挨门挨户地走了十几家，都是穷得叮当响。宋平同志几次痛心地流下了眼泪。他反复地说：“解放20多年了，怎么还穷成这个样子！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中央的重托。”宋平同志是不抽烟的，这时他向我要了一支烟，慢慢地抽了起来，他问我们：“你们说，我们看的这些农户，每户的家当值不值十块钱？”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不值十块钱”；有的说“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哪有值钱的东西！”这时，宋平同志没有停止在对农民生活困难的调查上，而是在困难中探索群众生产自救的办法，提高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他对雷祥同志说：“你们轻、手工业方面应当多出些主意，要想尽一切办法，找些时间短、花钱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不能只等待中央的救济。”我们说：“经过调查，这里发展轻、手工业的资源不多。通渭有个温泉，可以搞疗养基地；这里盛产胡麻，麻秆能沤制亚麻，可以出口；附近有丰富的陶土，可以烧制各种瓷器，只是工艺落后，产品粗糙，没有销路。”他对陶土非常感兴趣，并且和我们一起到一座产陶土的山坡上看了陶土，要我们帮助改进工艺，多搞些适销对路的产品。
在调查中，我们小组曾给宋平同志汇报过三次情况，每次都对我们的调查给予明确的指示，比如：要教育干部“在发放救灾物资和救济款中，要廉洁奉公，不准贪污挪用；要办事公道，不能循私舞弊；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调查情况，有计划、有秩序地发放，并且特别交代先让光着腚的孩子穿上衣服，揭不开锅的人家尽快解决口粮，决不许饿死一个人。”宋平同志还多次对干部、群众说：“‘陇中苦甲天下’这句话说了一百多年了，可是甘肃中部地区至今还是这样穷。因为这里基础差，底子薄，困难多。越是在困难的地方工作就越能考验人，只要加倍努力，坚持做到‘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就一定能把工作搞上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宋平同志关于“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受到很深刻的教育，以后他又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要发扬这种精神，我和很多同志都把这种精神当成迎难而上的座右铭，并被誉为“甘肃精神”而广为流传。
二、实事求是，首先解决灾区群众最紧迫的温饱问题
由于甘肃这场抗灾救灾斗争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当时正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权力的步伐，攻击、诬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他依然情系甘肃人民，关心甘肃灾情，对甘肃省委、省革委会和中央工作组的报告、电报及书信，都要亲自看、亲自批示、亲自处理，而且常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救灾就是抢救人命，人命关天的事，丝毫马虎不得。”在甘肃这次救灾中，中央工作组和甘肃省委、省革委会先后给周总理发去三次特急电报，每次电报都牵动着周总理的心。
第一次特急电报：罗玉川向周总理如实报告灾情
1973年6月20日，农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带领国务院工作组到达兰州，6月28日就给周总理和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发去一封特急电报。电报中说：
我们到兰州后，立即同省委书记宋乎同志等到定西地区通渭县了解干旱、雹灾和群众生产、生活问题。通渭连年大旱，今年又遭受两次严重雹灾，一次是5月27日，一次是6月12日。这两次雹灾时间早、面积广、来势猛，历史上实属罕见，树叶、禾苗被打光。夏粮作物受灾面积42万亩，成灾35万亩，有14万亩需要翻种。毁小塘坝28处，死亡社员3人，损失牛、羊、猪200多头（只）。群众情绪受到严重打击，生产、生活、籽种都有困难。
中部干旱山区，几乎年年有冰雹。今年最为严重，冰雹区宽达40多里，长数百里。这里开展防雹斗争的办法是：当地驻军与民兵配合，用高炮与土炮轰击成雹云层，有一定效果。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请把防雹所需物资、经费列入专项计划。
通渭县连年干旱，粮食产量低、家底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今年口粮不足290斤，每天不到8两，这样的生产队占68%，吃回销粮的生产队占83%。有相当一部分社员无钱打粮，在卖掉猪、羊、鸡后，又变卖家具；有些社员砍树卖柴，有的拆房卖瓦；无物可卖的就卖布票等。全县有2 322人外流讨要，全家一起外走的94户。有些社员炕上无被，有的连一张破席也没有，真是“一贫如洗”。看了后，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对上述迫急问题，我们提出了解决的意见，并经省委同意决定：群众已断炊的，提前供下月的回销粮；无钱卖粮的，增拨一批救济款，以稳定社员情绪，开展生产自救。至于全面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容当再报。（摘自罗玉川1973年6月28日给周总理的特急电报）。
为了配合国务院工作深入开展救灾工作，7月15日，中共甘肃省委及时召开了第75次常委会议，认真听取了国务院工作组罗玉川、王英先、刘忍等同志关于工作组对通渭、会宁、靖远、皋兰、东乡、秦安、静宁、庄浪、环县等9个县当前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的调查情况和提出的紧急支援灾区生产自救的措施：提请中央增拨救济款5650.50万元（其中生活部分932.5万元，生产部分4718万元）；救济粮1.29亿斤（其中夏接秋口粮8927万斤，籽种、饲料补助4070万斤）；棉衣45.6万套，单衣45.6万件；棉花102.6万斤（市斤），棉布570万米；被子42.2万床；汽车130辆（其中人畜饮用拉水车50辆，拉燃料车80辆）；木料3万立方米。常委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央和周总理对我们的极大的关怀。省委决定待这些物资下达到我省后，由宋平同志挂帅，王国瑞、申效曾同志参加，负责组织和认真搞好分配工作。从此，宋平同志全部挑起全省抗旱救灾的组织工作和救灾物资分配工作的担子。（请参看1973年7月15日中共甘肃省委第75次《常委会会议纪要》）
第二次特急电报：宋平同志签发请求中央尽快调入救灾粮的报告
这份特急电报是请求中央尽快调入救灾粮款的，1973年9月7日由宋平同志签发，直接电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电报说：
我省今年农业生产受灾严重，成灾面积达1900多万亩，占粮田面积的40%以上。往年多是一季受灾，今年是夏秋两季受灾。危害严重的主要是旱灾，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继去年伏、秋旱之后又发生冬、春大早。去冬、今春雨雪偏少，入夏后旱情继续发展，到八月中旬以前滴雨未下，有的地方旱情持续两三个月之久。雹灾、洪灾也是历史上少见的，今年4至8月，全省先后发生大面积的雹灾达18次之多，50多个县的600多万亩农作物遭到袭击。此外，春霜冻、干热风、病虫害等也频繁发生。
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农业学大寨”和改变生产基本条件的工作抓得不紧，防灾、抗灾能力很低。所以一遇自然灾害，粮食就大幅度减产。重要的产粮作物区庆阳、平凉地区减产四成以上，中部干旱地区在去年减产的基础上又减产三成以上，环县、会宁、靖远、榆中等13个县的320多万亩粮田，夏、秋都没有什么收成，全省预计总产仅达75亿斤左右。
电报强调说：由于灾情严重，农村缺粮面宽量大，据各县要求，从今十月到明年接上新粮，农村回销粮需要10.08亿斤。省委认为各县提的数字有些偏大，可以适当压缩。但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最少要4亿斤；1974年4月到接上新粮，需再调入4亿斤。（摘自1973年9月7日省委、省革委会《关于请求中央调入粮食的报告》的电报）
第三次特急电报：再次请示国务院关于我省灾区生活安排和灾区粮食的调拨问题
1974年2月24日，灾情继续发展，人口大量外流，宋平同志再一次签发了省革委会给国务院《关于我省灾区生活安排和粮食调拨问题的请示报告》的特急电报。电报中说：
去年我省农业遭灾严重。在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开展生产自救，使大部分社员生活得到了安排。但仍有一部分社员生活有很大困难，每人每天至今吃不到8两粮，因此，继续发生人口外流。据初步计算，去年的回销粮指标尚差2 000万斤左右。
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从今年4月到接上新粮这段时间农村群众的生活安排还有问题。据平凉、庆阳、定西、天水、兰州、武都、武威等地区调查落实，有3.5万多个生产队、600多万人缺少口粮，需要国家回销4.8亿斤。为此，我们除了大力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外，请求中央在第二季度先按4亿斤粮食安排我省调入。由于灾区粮食库存不足，务请于3月份前批准调入一亿到两亿斤，以便先做为庆阳、平凉等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生活安排。（摘自1974年2月24日省革委会给国务院的特急电报）
以上三次“十万火急”的特急电报飞驰西花厅，周总理看后都立即批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每个问题他都要亲自过问，予以具体落实。
国务院调查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还先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如下专题报告：（1）关于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8个县群众生活和当前生产问题的报告；（2）关于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8个县今后两年半改变农业生产面貌问题的报告；（3）关于18个干旱县水利情况的调查报告；（4）关于甘肃省轻、手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5）关于甘肃省处理平叛斗争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6）关于甘肃省河西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报告；（7）甘肃省河西走廊水源丰富为什么还反映水不够用？这7份报告都对甘肃抗灾、救灾和对甘肃工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敬爱的周总理关怀甘肃人民、救民于水火的见证。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形势非常混乱的情况下，中央工作组和省上参加抗旱救灾的同志能够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地把救灾工作推向前进，这与敬爱的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与关怀分不开的。首先他在中央、国务院14个部委中亲自挑选与组织了一支忠于党、忠于职守、勇于战胜困难、自觉服务于救灾工作的队伍。当时，在“文革”中有些人说“大话、空话、假话”成风，能不能讲事实、说真话、将灾情如实反映到国务院就成了搞好抗灾救灾的关键。周总理有句名言：“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他对中央工作组一再强调，一定要说真话，要尊重事实。所以罗玉川同志一到定西就说：“我的决心是重事实、说真话，将灾情如实反映给周总理，决不辱使命。”经过一段认真调查，就立即给周总理发出第一封特急电报，实事求是地告诉周总理甘肃灾情的严重状况。
三次特急电报和国务院工作组的七份调查报告，都引起周总理的极大关注。经他亲自批示，开始给甘肃紧急调拨第一批粮食和救灾物资。其中主要有：救济款5650.5万元，救济粮6498.5万公斤，汽车130辆，还有棉衣、棉被等救济物资，局部解决了灾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全省人民，特别是受灾地区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的恩情和亲切关怀。他们说：“周总理真正是‘人民的好总理’啊！他给我们送来的是救命款、救命粮，救命之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三、加强调查，全力帮助灾区群众安全度荒
1974年，甘肃灾情继续发展，敬爱的周总理非常重视，放心不下。这时他已不幸身患重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继续关怀甘肃的救灾工作。他亲自委托华国锋副总理指示商业部、财政部再次到甘肃调查灾区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工作组带着周总理对甘肃人民的深情厚意，于3月29日至4月18日到受灾严重的定西、天水、平凉、庆阳4个地区的会宁、通渭、秦安、天水、庄浪、静宁、平凉、华池、庆阳等9个县调查了解灾区生活安排情况，听取了各级党委的汇报，并在这9个县的16个公社、21个大队、24个生产队访问了114户贫下中农的生活情况。回到兰州后如实将上述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并且提出了具体解决的方案。重点是安排好群众生活缺粮、缺钱的情况，并于1974年4月23日及时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在甘肃了解灾区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甘肃的灾情在继续发展，群众生活仍然十分困难，急需继续安排救济，说明甘肃省1973年由于许多地区连续几年受灾，而且灾大面广，尽管采取了一些生产自救的措施，但困难仍然很大，主要问题是：粮、款指标不够，普遍的缺粮、缺钱。1974年全省粮食销售计划数为17.8亿斤，其中农村销售6.7亿斤。各地区从4月到接上新粮上报要求解决回销粮食为4.98亿斤，其中口粮4.72亿斤。但商业部安排的二季度调粮计划为3亿斤，省上根据这个数字于2月份给各地区下达了2.8亿斤的返销粮指标。各地区普遍反映指标与实际需要相差太远，经过反复调查摸底认真核实以后，尚需4.083亿斤，其中口粮3.9154亿斤。
不仅粮食销售指标不够，就是供应了返销粮，由于社员现金收入太少，也无钱买粮。不少地区社员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左右，最低的只有1分钱。根据各地典型调查，无钱买粮需要救济的农户占总户数的70%～90%。当年一季度，全省对农村的返销口粮1.787亿斤，省里拨救款300万元，加上各地、县上年结余的救济款，共开支465万元，占返销粮价款的26%；发放口粮贷款339万元，其中信用社贷款147万元，占返销粮价款的19%。以上两项共开支804万元，占返销粮价款的44%。
此外，牲畜缺草、缺料造成死亡的情况也很严重。根据我们去过的4个地区不完全统计，由于缺草、缺料，共死亡大牲畜近4干头。
正因为甘肃人民生活仍存在上述严重困难，所以周总理才带病排除各种干扰和困难，再一次派工作组到甘肃进一步帮助解决，这是甘肃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很多被救灾民至今想起来还泪流满面！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国务院工作组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灾区生活安排问题的两点具体意见，
第一，4月至接上新粮最少需4.5亿斤，不然不能保证按8两供应，就会出问题。1974年度粮食销售计划也要在原定的17.8亿斤的基础上增加5千万斤，增改为18.3亿斤。
第二，共需救济款3 555万元。省委的意见：治病款300万元由地方财政解决。财政部除已拨的1 200万元外，尚需再增拨2000万元。（以上均引自1974年4月23日商业部、财政部赴甘肃省了解灾区生活安排情况小组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在甘肃了解灾区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看了国务院工作组的报告后，心情沉重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甘肃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是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现在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天灾，群众的生活一定要安排好。”总理根据《报告》提出的意见，责令国务院有关部委尽快研究安排落实。接着，国务院调拨的粮款和救灾物资按报告的要求如数陆续到达甘肃，确保了灾区群众安全度过春荒、接上新粮，没有饿死一个人。原来人们最担心的是会再现“三年困难时期”局面，然而在周总理的巨大关怀下，不仅没有重演“三年困难时期”的悲剧，而且夺得了1975年的丰收。甘肃人民忘不了周总理天大的恩情，也不会忘记宋平同志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持续关注，增强灾区群众生产自救的信心
中央拨给甘肃的救灾粮款和物资所以能“一马平川”迅速到位，都是周总理精心安排的结果。宋平同志曾满怀感激之情地告诉我们大家：“关于救灾工作轻重缓急的安排、救灾粮款的筹集、火车汽车的运输，都是周总理商同有关部门进行的。”他指令有关部门：“在工作安排上，都要给灾区人民让路，都要把灾区人民的急需放在第一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和干扰对灾区人民生活的安排和救灾物资的运输。所以救灾钱粮物资才到位这样快。”我们小组的全体同志听了以后都十分感动。
感动最深的是广大灾区人民。周总理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甘肃人民拨来救济粮、款和各种救灾物资到位以后，极大地提高了灾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外出讨要的都陆续回到家里，下决心抗旱，生产自救。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缺少牲畜就人力拉犁、耱地，劳力不足就老人、妇女一起上地背粪、撒种，大家迎着困难，同心协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取得了显著成绩，平安度过了1974年，夺得了1975年的大丰收。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指挥甘肃人民抗灾救灾的亲民为民之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宗旨的充分体现，甘肃人民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有位伟人说过：“比海更宏伟的是蓝天，比天更宏伟的是良心。”良心是权力、法律无法赐予，也无法剥夺的，但它却能深深地、强有力地驱使着人们树立感恩的美德。周总理对甘肃人民挥之不去的思念与恩情，已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上，成为甘肃实现改革开放和跨越发展的精神财富。